这是因为据以推理的根据，不是在大前提和事实间平行的比较，而是大前提对事实（小前提）的可定义和可包容——尽管这种可定义和可包容，并不意味着作为大前提的规范所涉及的事实和作为小前提的事实之间是种属关系，实际上，它们之间往往是交叉关系。

例如，当权利推定以既有的道义、法律和习惯规范为前提，即以已知权利为前提时，势必会用到以这些规范化的已知权利作为大前提，以剩余事实作为小前提进行推论的演绎推理。这或许就是棚濑孝雄所谓合意的（区别于决定的）纠纷解决方式。

这里想继续说的是，即使对一种剩余事实做权利推定时，可能存在与人类的或一个地方的一般常识和公共利益的对立的情形，那也只是权利推定的例外，而不是常态。以法律规定为前提的权利推定，要求作为推理大前提的法律规范，一般是授权性（权利）法律规范，因为只有以之作为推理大前提，才能把事实代入权利之中。在社会交往中，每个社会主体有其明显的个体性、私人性特征，即每个主体有其私人习惯和独特嗜好。笔者认为，任何高尚道德的选择，其实是主体按照权利的一般要求，自治地选择了一种道德义务。行文至此，可能又会面临如下的追问：对法定模糊、冲突及空缺的地带，做法律上的义务推定，诚然存在理念和事实上的难题。

1.私人生活中的自主推定这里的私人生活，是最典型、最纯粹的日常生活和私人领域。在群己关系领域，是自治，以及自治的合作，从而是自治的秩序。我感觉，法系这个概念或思维方法，也是法律东方主义的产物。

这种主从双修伦理（这个主题，可参见张志扬教授的相关研究），在崇尚强力或实力的西方，很难做到。三者是步步递进的，思路很清晰，主旨很明了。以上建议，只是个人粗浅之见，敬请参考。正取与当予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是保护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伦理性合约关系。

本章第三节第一部分秦法的偏失和第二部分西法的隐患讨论过于简单，尤其是秦法的偏失部分观点过于陈旧。大历史的教训是，一旦商人集团做大做强，它就有了独立自主的意识，就想颠倒主从关系。

也许是我对大部头著作的阅读驾驭能力不足，总认为提出问题或者不足，紧跟着应该提出解决或者完善的路径与方法。与当下许多自称法理大家、法史大家的学者相比，立场公正，颇有使命和责任感，体现出了中国法学学者的主体品质。以下是我在东汉许慎释灋的基础上，对灋义探寻的一些最新灵感，很不成熟，附在这里，请您批评指。我觉得，受纳与贡献，很可能就是权利和义务观念发生的历史原型。

第二节第一部分中国学说对古代思想家对法律起源的梳理较为详尽，但是缺少对现代学者对中国法起源研究成果的吸收，中国法律史学界有大量的成果，如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建议参考。但是本书稿最后的核心主旨或者落脚点上出现了飘逸，未能开出一剂中华法系重建的药方，留下一点缺憾。按照东汉蔡邑《月令章句》的说法：蚯蚓在穴，屈首下向，阳气气动则宛而上首，故其结而屈也。当西北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常常需要从当予者的角色转变为正取者的角色，即所谓内北国而外中国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

法哲学探讨的法本体问题，建议本部分借鉴对中国传统法本体问题研究的成果，如武夫波《传统中国法本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一旦主主关系无法维系，力量上的平衡被打破，很容易畸变为主客或主奴关系。

古人认为，蚯蚓是阴屈阳伸的生物。当然也要教育官员要有尊重商人、听从商人的政治德性和胸怀。

您在书中，对东西方法系各自病理的诊断，逻辑非常清晰，也非常精准。《淮南子》记载：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您讲到地球的一东一西，法律呈现两极化的表现。您讲到中华法系的反动，我理解，应该是出现了变态的西主中奴的关系格局，是权利观念凌驾于道德伦理之上了，是一味地崇洋媚外。4.附录部分的题目不足以涵盖文中的二级标题的内容，建议以比较分析的视角对西方民主的成就与局限予以探讨。可问题是，一旦商人自居为主时，原生的主从关系再也找不回来了

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2014年以下各国拥有的以特别提款权（SDR）为单位的的储备资产是：澳大利亚350.73亿、巴西2492.21亿、加拿大514.83亿、中国26648.70亿、法国269.39亿、德国467.85亿、印度2100.79亿、日本8505.31亿、俄罗斯235.60亿、英国664.02亿、美国913.23亿。援引请以纸面发表稿为准。

但当税率超过某个高度时，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导致边际税收收入递减和税收总收入减少，因为太高的税率会抑制经济增长，使税基缩小。显然，波动的幅度越小实践中的代价就越小。

它的Tmax处于50%的点位，尽管在中外和古往今来的法律实践中至多只有1%的可能性出现这种局面，显然只是一种便于说明相关原理的假定。权力和它的组织载体国家走向消亡的过程，理论和逻辑上也应该是这样离去。

当税率从0%开始上升时，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都会给政府带来一份递增的边际税收收入，使税收收入增加。[12]后来又有学者查明，19世纪法国学者J.裘布依明确说过：如果税收从零逐渐增加到令人望而却步的程度，其收益最初为零，然后逐步增加，直到达到最大值，此后逐渐下降，直到再次变为零。所以，权力率/权利率（P/R）在0%到100%区间内有着理论上无限多样的组合方式（后文在分别讨论权力和权利主导型法权曲线时再进一步展开）,尽管值得考虑的、有法律实践意义的组合方式比较有限，其中包括本文会讨论到的若干个。这类法律效应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同一个社会历史进程在两个侧面的不同表现，其本身并非特定性质的社会所独有。

美国尚只有2020财年的数据，这年它广义政府经济事务支出14341.43亿美元，占预算支出总额的14.36%。那时，抽签选定公共机构官员的做法几乎给了每个雅典公民一个议会成员席位。

只有承认、接纳法权，才谈得上权力率、权利率和它们与法权的关系。（一）任何一般理论都要解决好相关实体归根结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法的一般理论中法的权力、权利、法权乃至国家、法（法律）的最早起源和最终归属，都可以通过考察权力率/权利率为0（或0%）和1（或100%）两种极端情况及其变化来阐明。

1774年E·伯克在英国议会发言反对对北美殖民者过度征税时也表达过同样的思想，认为这条曲线应该称为裘布依曲线或伯克曲线。1978年秋，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秘密立下生死状推动以大包干为标识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其中，国民收入净值是按财政年度计算的归属已定之新增财产，税收立法和实施基本上是对它做分配，而政府财政预算支出的基本内容则是消费政府通过税收分配到的那部分国民收入。实际情况应该是，强度是影响法权曲线形态的十分重要的参数。要准确理解平衡型法权曲线，读者须了解实践法学基于全面、深入、准确的追求对权力、权利、法权三个名词的范围和内容做出的认定：1.权力者何也？权力是以下多样性的统一：（1）它是法权中广义政府部门获得和行使的部分。[①] 参见李扬、张晓晶：《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

[37] [德]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页。[⑧]这里需说明，或许是为了视觉平衡，中外经济学界绝大多数学者宁愿用X轴表示税率，用Y轴表示税收收入，从而把拉弗曲线画成一个开口向下、倒扣在X轴上的U。

马克思、恩格斯曾描述过资产主义社会最初不到一百年的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具体地说，每个财政年度会直接形成现实权力的国产流量，是该财政年度全部公共预算支出中由广义政府最终消费的部分，即全部公共预算支出减去通过社会福利、转移支付返还给居民或个人的部分后的余数。

图中与税率50%对应的纵轴位置（0.25）是顶点，它表明税收收入在这个税率上实现了最大化。横轴X在拉弗曲线中代表税基（笔者将其理解为以课税对象价值计量的一个总额），在法权曲线中代表既有的、权力率/权利率已确定但未来得及发生法律效应时的全部法权。